清朝中期,方济各会在山西、陕西的传教方法有这样四种:通过神职人员发展教务,执行教廷决议纯洁教义,向贫民宣教发展农村教务,培育传教人员协助教务。方济各会虽不像早期耶稣会那样组织团体,发动教友参与传教,但他们也通过培育传教人员,按固定型和流动型两类分别培养传教人员传教。固定传教人员称会长,流动人员称传教员。潞安教区历史上有过不少的传教员,但较知名的是壶关的赵崇德。
秦晋代牧区时期(1715——1844), 1727年7月5日,梅书升主教在西安逝世。意大利亚里人方济各会士方启升受委任为秦晋代牧区继任主教,但并为立即祝圣。直到1730年方启升神父才在四川由牧天尺主教祝圣正式上任。方主教当年就到山西视察教务,在山西设立了“山陕修院”,并任命高方济神父为山西总铎。《方济各会在华传教史》记载:方主教于1730年、1731年两次到山西视察教务,1732年派李奥哲神父任晋南总铎。方主教任期内非常注重传教方法,他在培育传教人员方面被历史称为佳话。在他培育的传教人员中,较有名的有会长四人;传教员(也称传教先生、神父的门人)有三人。七人当中就有潞安教区的赵崇德。
赵崇德跟随方主教到处传教,他作为专职的传教员是受过一定的培育的。按当时主教规定:传教员必须是上过修院或受过一定的教育的,或是没有圣神父、有文化的教有等。赵崇德跟随方主教传教,主要工作是为主教当翻译、或是作讲道员。他跟随主教到各地传教,还要负责主教的生活、安全,并负责携带行李。主教忙不过来时还要代替主教讲道。
赵崇德何时跟随方主教传教,史书上没有专门的记载。从后人为方主教立的墓碑上可知,赵崇德跟随主教的时间不短,并且是方主教的得意门生。1741年12月1日,方主教在陕西渭南被人投毒致死:“随护客店食饮,关卡窃悉,知系外人,暗箭加之,饮食入毒,遇难身亡。”(《方主教启升之死》,手稿,1990年9月第四页)。随后,教会将方主教葬于陕西张葛沟。1760年秦晋代牧区署理主教李成功为方主教立碑纪念,1884年8月陕西代牧林寄爱主教将其尸骨迁葬于陕西高陵通远堂。
可惜的是史书上对赵崇德的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,只在《方启升
主教墓碑》中记有:“门人:王文,城固人;赵崇德,壶关(山西)人;杜兴智,文水(山西)人”。方主教任期内,大部分时间是在陕西传教,赵崇德等传教员也跟随主教在陕西传教。所以,在《陕西天主教》中称:传教人员是方济各会在陕西传教的重要力量。
赵崇德的传教经历在漫长的福传史上,虽为一朵小小的浪花,但也是我们长治(潞安)教区值得骄傲和自豪的。方主教当年工作的地方,“现在还保存着当时主教做弥撒时的土窑洞圣堂、土祭台、墙上刻下的十字架(《主日学》2002年10月13日第四版)。”如今,此地已成为陕西致命圣人朝圣地。当我们走进圣地时,又有谁不会想起当年还有赵崇德等传教员曾在此讲道? |